“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尽管生活条件远远比不过英国和美国，但是物质生活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柯俊 1917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祖籍浙江省黄岩县。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多年从事合金中相变的研究，首次发现并提出贝茵体相变的切变理论，在钢的过热性能及合金钢的贝茵体相变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果，将其发展成这一现象的世界主流学说。
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园中，人们总能见到一位精神抖擞、气质非凡的老教授。骑着一辆二八式旧自行车，穿梭于校园各大楼之间，耄耋之年的他思路敏捷、精力旺盛。
他总是风趣地说自己要小十岁来活，用实际行动弥补“文革”十年没能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时光。熟知他的人，都由衷地敬佩他的敬业、奉献。
他就是我国金属物理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
千里辗转路
1924年，7岁的柯俊在长春吉长铁路子弟小学插班二年级读书，后于吉长铁路附属中学初中毕业，1931年暑假后只身到沈阳辽宁三中读高中。但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北，柯俊背井离乡只身来到天津，开始了辗转求学的千里之行。
1934年，完成两年预科学习后，柯俊决定进入位于天津的河北工业学院化学系，开始了大学学习。但随着“七七”事变爆发，天津很快沦陷，柯俊只得继续南下。1937年9月，柯俊作为河北工业学院肄业的学生注册进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在这里，他深得物理化学家邬保良先生的教益，对他未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8年，在武汉城即将失守的危急时刻，柯俊从武汉大学正式毕业。对这样一个刚出校门、除了知识和理想一无所有的书生来说，想在山河破碎的战乱年代找个饭碗谈何容易。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落难中的祖国正在召唤他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战斗中去。
据说天资聪颖的柯俊是同学当中最先找到工作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每月工资60元。随着武汉的沦陷，从那里撤离的柯俊，之后曾辗转重庆、越南、缅甸等地，为抗日战争默默支持祖国的民营工业建设。而随着缅甸被日军侵占，柯俊又来到唯一能为中国转运物资的印度。
残酷的现实令柯俊深深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暗自下定决心：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挥自己的专长，用科技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柯俊有幸得到了一个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的机会——赴英国留学。
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当时有着雄厚的国力和科研实力。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与英国化学工业公司有进口货物方面的业务往来，1944年该公司提供给经济部6个去英国学习的名额。经过时任该处副处长兼财务组长张兹阊邀请，柯俊如愿以偿，获得了英国化学工业公司学术奖学金，可以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学习。
柯俊的导师是当时著名的金属学家汉森（D.Hanson)教授，他是英国第一代研究金属物理的科学家，是英国国家物理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与夫人一起进行的铁镍合金的研究成果在英国的钢铁研究史上功勋卓著。柯俊是汉森教授亲自指导的最后一名研究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柯俊耳边。一年后，刘宁一、周培源、涂长望等率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学术代表团到英国访问，动员海外的高科技顶尖人才回国发展科技事业。涂长望还代表中国科学院特别邀请柯俊回国，参加金属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在此之前，柯俊出色的研究工作已经受到了众多研究机构的青睐。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所长史密斯（C.S.Smith）教授、德国马普钢铁研究所所长魏弗（F.Wever）和印度国家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尼加瓦（Ni-jawar）博士等都曾极力邀请柯俊前往参与研究。
面对各种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柯俊却毫不动心，正如他对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教授史密斯所说的：“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尽管生活条件远远比不过英国和美国，但是物质生活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
领航金属物理
金属物理学是研究金属和合金的结构与性能关系的科学，既是金属学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深入，也是以金属和合金为对象的固体物理学的一个分支。
1952年，当涂长望先生一行在英国找到柯俊的时候，柯俊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恨不能立刻回到祖国。
“回国后搞科研就去研究所，办教育要到高等学校。前者轻车熟路，深入一点就容易出成果；后者辛勤耕耘，但是桃李满天下，影响更大。”英国导师汉森的临别赠言音犹在耳。
柯俊深知高等教育对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意义，思考各种因素后，柯俊毅然选择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报到，成为人民教师。
凭借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独特的预见能力，回想国外先进的科研理念和基础设备，柯俊的脑海中渐渐形成了对钢铁材料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促使他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开设金属物理专业和金属物理化学专业的想法渐渐成熟，认为建立金属物理专业和金属物理化学专业势在必行。
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1956年3月学院公布第一个“十二年教学规划”，将新办的金属物理专业列入其中，并明确要为这一新建专业修建实验大楼。
当时，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金属物理专业是世界第二个、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为后来全国金属物理专业的建立提供了范例。金属物理专业的建立，是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第一个理科专业，标志着学院的学科建设走上了“以理强工、以工带理、理工结合”的道路，奠定了北京科技大学后来在学术界的特殊地位。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电子显微学一直在国际材料科学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电子显微镜在金属研究方面的应用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渐开展起来。到上世纪50年代，电子显微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柯俊回国任教期间，结合国外材料科学的迅猛发展，他大胆预测初露端倪的新兴学科——电子显微学将会在材料研究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于是，他在我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筹建和发展的过程中高瞻远瞩，积极倡导并亲手组建电子显微学的师资队伍，从零做起，专门开展X射线衍射晶体学和电子显微学的科研与教学。
虽然柯俊不是最早将电子显微镜用于金属研究的人，但在中国，他却是最早应用电子显微镜的研究者之一。特别是他回国后，在电子显微镜应用的教育、电子显微镜人才的培养、电子显微镜应用基地的建立、电子显微镜专业教师的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柯俊独特的眼光和远见点燃了中国电子显微学的火花。
“贝茵体先生”
除了教育，柯俊也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英国求学期间，柯俊就已经开始从事钢的过热、马氏体相变、贝茵体相变的研究，首次阐明了钢过热后脆化现象和硫化物的溶解沉淀作用，研究了马氏体相变的机制和热稳定化现象。
回国后的半个世纪，柯俊从未间断过对合金中贝茵体相变机理的深入研究。其杰出贡献也得到国际同行充分肯定，被学界称为“贝茵体先生（Mr.Bain）”。
对此，柯俊却表示反对。他觉得贝茵体是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人Bain等人发现的，他只是对它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不同意如此命名。从这可以看出，柯俊面对学术名誉表现出的淡泊悠远。
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发展刚刚起步，许多行业还没有步入正轨，在政治上遭孤立，经济上遭封锁，军事上遭打击，完全没有余力彻底弄清楚国家资源的具体储备情况。
基于这一现状，柯俊为了节约我国的战略资源，提高对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结合当时的国情开发新型材料，主要以能够节约战略金属镍资源的新材料为研究对象，以期为祖国的战略发展作出贡献。
此外，柯俊还先后领导科研组，为我国解决冷轧硅钢工艺难点、稀土元素推广、微量硼在钢中作用的机理研究以及促进半导体缺陷结构研究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柯俊和他的同事合作为考古学服务，创建了技术史（含冶金史）专业。他带领的团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仪器手段，考察了百余处冶铸遗址，研究了数千件金属文物与冶金遗物，对中国五千年古代冶金史进行了时间、地理、技术三维的综合分析与探讨，是近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取得最显著成就的一支团队。
其实，有许多搞科学的专家学者不屑于搞科技史研究，但柯俊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冶金考古和冶金史的研究中去，并领导和建立了一支曾被美国著名材料学家史密斯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冶金史研究团队——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
许多人对此感到疑惑，然而这正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意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评价说，柯俊院士有高尚的品质和超常的风格。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精力充沛，心胸开豁，至今还经常工作到深夜。几十年来他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就，并受到同行的尊敬。
《中国科学报》 (2013-02-01 第6版 印刻)
